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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物大型撞脸现场?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近日,随着一项项考古新成果的公布,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备受关注。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

近日,随着一项项考古新成果的公布,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备受关注。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部分与二里头文物十分相似。两个相隔上千公里的遗址,出土文物咋会“撞脸”呢?今日,记者就此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

“撞脸”器物一:陶盉

三星堆文物大型撞脸现场?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二里头陶盉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三星堆陶盉

  三星堆与二里头“撞脸”的文物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陶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牙璋。

  从结构上看,三星堆与二里头的陶盉都是“三条腿、手叉腰、顶半开”,顶部有一短小的管状流。从风格上看,两者都属于“瘦高”型,比如都是“长腿、束腰”与一些地区流行“矮胖”型陶盉明显不同。

  即使以现在的路程计量,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也有着上千公里的距离,更不用说当时来往两地有多艰难。那么,为什么两地出土的陶盉有诸多相似之处?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赵海涛介绍,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陶盉起源于中原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过这种器物,而在同时代,整个长江流域都难见到与中原典型陶盉相同的器物。

  到了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继承本地龙山文化的陶盉并加以发展,成为贵族专用的酒礼器。此时,三星堆文化突然出现了器型非常成熟且与中原相似的陶盉,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的结果。他认为,三星堆的陶盉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出现的。不过,究竟是从二里头文化直接输入,还是从其他文化间接输入,目前仍无法确定。

“撞脸”器物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三星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青铜器、玉器等贵重物品是社会上层关联的证据。目前,三星堆与二里头均出土有若干件铜牌饰。从造型上看,两地的铜牌饰都呈现出“一头大一头小”的特点,四个系孔的位置几乎一样,纹饰的结构和布局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且都镶嵌有绿松石。但两者也有区别,比如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更加精湛,历经3600年依然光洁依旧,并且少有脱落。

  赵海涛说,这种略呈长方形的铜牌饰主要流行于二里头时代,它的造型非常特殊,目前仅在新疆哈密、甘肃天水、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等地发现十余件,镶嵌有经过切割的绿松石作为装饰的就更加稀少。同时,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贵族专用的身份标志物。

  从年代和出土数量上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年代比二里头的晚,数量也没有二里头的多。因此,赵海涛推测,三星堆文化是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铜牌饰。

“撞脸”器物三:牙璋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二里头牙璋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

三星堆牙璋

  牙璋是玉器界的代表器物之一。从外观上看,三星堆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整体上相似度极高。

  赵海涛介绍,牙璋最早出现在山东地区和陕北地区。二里头时期的牙璋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一是体量变大,二是龙形化,即整体表现为龙的形态。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件牙璋,也都是龙的形象。

  牙璋是做什么用的呢?早期发现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兵符,后来渐渐发现,牙璋的真实作用是祭祀的礼器,标示了礼仪制度的不断完善。二里头的牙璋向南方影响了很多地区,其中一条传播渠道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另一条传播渠道是顺着长江一直到了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影响到了越南的北部。这是二里头文化作为当时先进文化强大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牙璋所代表的文明、礼制对三星堆地区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趣的是,三星堆的牙璋主要出土于两个祭祀坑,时间被定在商代晚期,此时二里头文化已经被取代很久了,并且牙璋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不太流行。为什么三星堆文化在牙璋的流行风尚方面反应慢了不止一拍?这是专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两种文化同时并存百年,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扩张

  赵海涛说,无论是二里头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都是考古学上的一个概念。所谓考古学文化,并不是专指某一个遗址,而是某一些具有统一特征的技术、物品、文化面貌等的综合体。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对其先行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同时也在对其他周围文化进行借鉴与吸收。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是绝对孤立的。

  三星堆文化距今3600至3200年,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至3500年,从存续时间上看,两者并存百年之久,三星堆早期文化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心在成都平原, 二里头文化中心在伊洛平原, 虽然两地相距上千公里, 但二者的文化区边缘却相距不远,这就为二者之间发生联系提供了时空条件。

  “文物的‘撞脸’体现的是文化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二里头文化的实力和影响力客观上要强于三星堆文化。因此呈现出的效果是三星堆的部分器物具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赵海涛说,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和统治文明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着三星堆文化完全被二里头文化所改变。相反,三星堆文化依然有大量独具特色的本土因素,这也是三星堆遗址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

  “文物的‘撞脸’也说明,早在数千年前,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经十分频繁,中华文明的基因正是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得以传承延续,至今生生不息。”赵海涛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而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进入王朝文明阶段后,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形成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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